Freshness有好多種，我說的是學業上。
在本科晚期，寫文時雖說得心應手，參透了形式上如Citation、Footnote、Bibliography、文章結構的用法，寫文之前花個兩三晚在JSOTR上搜尋一下要寫的keyword、看四五篇學術期刊，總不難找一個體面的題目(對，總是先看期刊的文才決定…)，寫一篇形式與內容看起來也不錯的文交出去，但久而久之總有點納悶，感覺有時是生產一篇不怎麼“我”的論文。基本上這個模式已經應用了好幾年，應該是由Year3開始吧。Year 1那年我完全不是這樣的。
初入大學，第一年的兩個學期，科目見有興趣就選修，真的沒甚麼別的考慮，包括令全世界都中伏的關信基教授的通識、書通趙永佳的全球化、周生的價值與公共事務等都是這樣。
跟所有人一樣，有時重看自己第一年的論文都覺得不堪入目。格式完全是災難，Endnote都未識用，Bibliography有四五個已是滿心歡喜，雖然往往都是不知那兒找回來的網上文章或新聞。
內容方面比較“特殊”，那時候很多的文章，是先憑空想出一條題目，然後再憑空想想怎樣寫，很少去考究學術期刊，所以題目來得比較貼身，或者是我關心的問題。這樣寫出來的文章，雖說有參考(網上)資料或循環再用第二課的Reading，其論證的手法，現在看來，當然同樣是災難。
但至少那時候我比較夠膽去自訂一些我有興趣的題目。全球化那科，剛考完高考入大學的我，親身感受到考英國A-Level而入中大這途徑對本地生的不公，最後的長文Project索性自己一個人好好的就這個現象寫一篇文，去論證全球化之下，制度的設定容許擁有資源的人有較大的升學選擇及機會，香港大學收生同時接受英國A-Level、IB課程、及香港的A-Level，根本與左、右榜的設定無疑，只不過現代的歧視是以經濟能力劃分。至於周生那科我寫了安樂死合法化，寫了不少時事及自己想出來的論點，現在看來，一篇安樂死與社會道德的文章，竟然可以完全繞過/忽視/不引用任何Standard的政治哲學觀點，回想起來也真叫人汗顏。關教授有關“穩定的價值” 的文章，我基本上又是看是兩頁Heywood(頹課本)之後憑空想象作答，剛好日研的課看完“菊花與刀”，就循環再用了一些有關文化差異的比喻…(成績是可以的，有時我很佩服教授們是如何make sense of一篇學生自己都make唔到sense的文，還有他們理解Year 1水平的那種體諒)
那時候，亂來，但認真。完全不符合學術事業的應有形態，「題目應該細致、Manageable、先看看別人寫了甚麼、測量一下Legitimate discourse的Contour是如何、研究方法應該這應該那…」，但Year 1那種不入流的水平，我是相當懷念的，至少那時候還有相對多的想像力、創意及Take risk的勇氣。
過了兩年，寫作、學術的訓練相對充分了，寫文反而是“手緊”了——先不說選科，那個還好，或說選擇根本不算多——有些比較無聊的科目如Public Admin，就是這樣用開首說的形式至上模式輕鬆過關，Form是嚴重地Take Over了Content。長長的Endnote、Bibliography(最後更學會了用網上Citation Engine，真是TMD人類偉大發明)、甚至推論，都有種為做而做的味道。做得出，成績也不會有什麼差池。
早幾個月讀了一篇Chris Brown非常不怎樣的學術文章，是串(又稱批評)Rawls的Law of Peoples對IR的理論發展認識不足，寫出了一本與IR主流討論有點距離的創新觀點。但Chris Brown其中有一個比喻，對我是相當有啟發性的，他說：
「教導本科的一年級新生是有趣的，因為他們對問題的答案總是不可預料的，他們未學會那些沉悶的『正確』答案——或是那一堆被認可為應該正確的答案——儘管他們提出的想法可能完全是可笑的，或者只是重複了前人的發現，但他們同時，有能力，令人重新思考一些早已被正統論述所排除的問題」。[1]
過了Freshmen的那一年，學會了測量一個Discourse的Legitimate contour，但就很大程度上跟從了那一套，失去了Year 1年少無知的想象力及創意，題目愈趨大路，對自己的觀點少了信心，很多時就是針對一些有名的觀點作一些只破不立的批評，Form Over Content更是經常發生。某意義上這是所謂知識的積累，學術的水平，學習的過程。但有時總覺得這種“進步”是有點兒倒退的。
同時心裡亦知道，自己開始變得有點Risk-Averse，不全是龍應台所指“我們的大學生是不會鬧事的一群” 的那種Conformist，而是少了在這一方面Take Risk的冒險精神，有時還會有點兒納悶，更不用說在學業以外。
雖說Risk/Loss Averse理論上是世界普遍的現象，但我不知與環境有關系與否，或者說環境有鼓勵/約束人take risk的效果。差不多三月，是時候定一條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早前有一個論文工作坊，由兩位年輕博士導師回答一些有關設定題目的問題，基本上不少人也對題目類型及研究的可行性有疑惑，導師心明這一點，有趣的是他們不停鼓勵大家自己想一些真正感興趣的題目，有幾奇怪都不是問題 (他們可是舉了一些超奇怪的例子) ，不要被主流或之前的題目限制了想像空間，更不要被所謂方法學(Methodology)過分規限，「As whacky as you can think of! We love whacky topics」(應否盡信當然可以自行再考證)。
這次環境算是提供了機會，回到Year 1的光景，回到一開始追求學問的起點。
( by me...)
[1] “To make an irreverent analogy,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s are often enjoyable to teach because their reactions to problems are so unpredictable; they have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the boring ‘correct’ answers—or rather the approved range of possibly-correct answers—and even if many of the things they come up with are either patently absurd or reinventions of the wheel, they are also, at their best, capable of making one think anew about subjects where the established discourse has effected a closure.” Chris Brown.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alistic utopia’: John Rawl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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